一审法院审理查明：武汉市硚口区长丰街永利村于2012年12月开始进行“城中村”改造。2012年12月18日，永利村村委会、武汉市霄佳商贸有限公司（甲方）与金雅通公司签订《永利村“城中村”改造房屋拆迁代办委托合同》，约定：“甲方委托乙方按照《长丰街永利村“城中村”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》的规定，对拆迁范围内的被拆迁人进行拆迁动员，组织签订和实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，腾退清空和组织拆除建筑物及附属物和构筑物，清运全部建筑垃圾，并将拆除场地平整为自然水平地面。”王森辰、王驰远在武汉市硚口区长丰街永利村有房屋两栋，双登双录号为C235、C236号。拆迁过程中，C235、C236号房屋办理了分户手续，产权共有人变更为王韩桥、王羿欢、罗熙霆、潘攀、周军、韩式号，四层135.26平方米和隔热层46.78平方米被拆迁人为王韩桥、三层以下面积由王羿欢、罗熙霆、潘攀、周军、韩式号分别享有80平方米、100平方米、90平方米、100平方米、100平方米。后永利村村委会于2014年1月23日分别与王韩桥、王羿欢、罗熙霆、潘攀、周军、韩式号签订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约定永利村村委会支付王韩桥拆迁补偿款共计187695元，按照“拆一还一”的原则对王羿欢、罗熙霆、潘攀、周军、韩式号进行还建房屋安置。后王韩桥代王森辰出具《承诺书》，承诺将永利村还建指标中的面积按4500元／平方米转售给王羿欢、罗熙霆、潘攀、周军、韩式号五人，以后绝不反悔并全力配合相关部门办理土地及房产相关手续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：王森辰、王驰远系C235、C236号房屋“双登”权利人，属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中的被拆迁人，有权获得诉争房屋的全部拆迁补偿利益。王森辰、王驰远采用分户的方式，将部分房屋的安置补偿权利出售给案外人王羿欢、罗熙霆、潘攀、周军、韩式号，系对自己财产权利的处分。周贤英系金雅通公司拆迁组组长，负责王森辰、王驰远所有的C235、C236号房屋的拆迁谈判工作，其以金雅通公司名义出具的便条，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，应由金雅通公司承担民事责任。金雅通公司虽系受永利村村委会委托从事拆迁工作，但无权在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》之外以永利村村委会的名义向被拆迁人进行补偿，且该便条系以金雅通公司名义出具，并非以永利村村委会名义出具，永利村村委会对周贤英出具便条的行为既不知晓，也未追认，故永利村改造委员会无需就该便条承担民事责任。金雅通公司虽表示未授权周贤英出具该便条，但该便条系负责王森辰、王驰远房屋拆迁工作的拆迁经办人员出具，王森辰、王驰远有理由相信周贤英有代理权，故周贤英出具的便条有效，金雅通公司应按照该便条约定履行支付余款268505元的义务。金雅通公司未按约定时间支付该笔款项，应当赔偿利息损失，王森辰、王驰远主张的利息损失14096元，低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，该请求合理合法，予以支持。

判后，上诉人金雅通公司不服，向本院提起上诉，请求撤销原判，改判驳回王森辰、王驰远对其全部诉讼请求。事实与理由：一、王森辰、王驰远所有的C235、C236号房屋的拆迁已经全部给予补偿和安置，拆迁补偿款已结清，由王韩桥代王森辰、王驰远出具收条、承诺书为凭，其无权要求给予补偿安置。二、周贤英向王森辰、王驰远出具的便条，系其个人行为，金雅通公司未追认，且在补偿方式、内容上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不符，因此，该便条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，对金雅通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
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举出新的证据。

本院认为：王森辰、王驰远系武汉市硚口区长丰街永利村编号为C235、C236号房屋的权利人，该房屋属于该村“城中村”改造的范围。周贤英系金雅通公司员工，负责王森辰、王驰远房屋的拆迁工作。在拆迁补偿安置过程中，周贤英出具便条一份，明确欠拆迁款268505元。周贤英的行为系代表金雅通公司的职务行为，视为双方对本案所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最终清算，对金雅通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，应由金雅通公司承担相应民事法律责任。一审法院判决金雅通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并无不当。金雅通公司上诉认为周贤英的行为系个人行为，其不承担责任，主张驳回王森辰、王驰远对其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，金雅通公司的上诉请求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院不予支持。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